快讯：银行股全线走低 中信银行等领跌

[15] 我们可以将法院的逻辑归纳为，由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38条第1款第（二）项规定了黄灯亮时，已越过停车线的车辆可以继续通行，如果黄灯亮时，未越过停车线的车辆也可继续通行，那么该条文将失去意义，因为只需规定黄灯亮时，所有车辆可以继续通行即可，继而在交通信号灯中区分黄灯和绿灯也将失去意义。

但正如有学者所言：大法官在处理学生权益之救济问题时，一方面不断忧心是否过度干预大学自治。王某不服，遵循法定程序依次提起诉愿再诉愿及行政诉讼，[6]请求撤销该处分，但均遭驳回，理由是：公立学校对学生所为处分，属于特别权力关系，学生不享有提起诉愿、再诉愿及行政诉讼的权利。

特别在最高行政法院排除了对大学自治的合法性审查后，如何防范大学借自治之名而重堕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之窠臼，成为专制而恣意侵害学生权利的王国，成了难题。[3]李惠宗：校园将永无宁日？—释字第684号解释评析，载《月旦法学杂志》2011年第191期，第111页。因此，为了防范大学成为恣意妄为之地并切实保障学生权利，正当性审查模式同样值得大陆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借鉴。释字382号就是乌勒二分理论具体运用的实例。根据上述法理，大法官认定教育部实施细则中的相关规定因超越法律授权，并损害大学自治，故与宪法不符而失效。

根据前揭司法院释字第382号解释意旨，系争管理措施尚不属行政处分，不得提起诉愿及行政诉讼。由此观之，大法官认为大学基于自治而制定的规章，可以无法律保留问题，但是，该规章之内容仍须受到平等原则的检验。[19]因此委员长会议的提出权事实上是很有份量的。

第二种情况（提案附议后要求撤回须征得附议人的同意），在我国如果提案人是常委会组成人员十人以上联名，在所提出的法律案要求撤回时，必须是原提案人全体或过半数以上提出请求，如果是少数提案人提出，不能要求撤回。如果审查，又不符合其处理日常工作的身份。摘 要：我国《立法法》赋予委员长会议有法律草案的提出权、对法律草案的决定提交权、对各专门委员会意见的协调权、公布法律草案权、撤回法律草案的同意权、暂缓表决法律草案的提出权、终止法律草案审议的报告权、法律草案表决的提请权、法律解释草案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的决定权、对重新提出的法律案列入会议议程的决定权等，这些规定超出了《全国人大组织法》规定的委员长会议的前三项职权范围，属于该条规定的兜底性条款，与宪法对委员长会议处理常务委员会重要日常工作的定性有明显的矛盾。八、法律草案表决的提请权《立法法》第40条规定：法律草案修改稿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修改，提出法律草案表决稿，由委员长会议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3]对《全国人大组织法》和《立法法》笔者认为不应适用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而是应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必要时可以进行合宪性审查（看哪个法律的规定更符合宪法），不论是《立法法》还是《全国人大组织法》，都不能违背宪法。接到报告后，委员长会议可以就有关问题听取有关专门委员会的介绍，进行研究，提出解决的意见。

该法律案暂不列入下次常委会会议议程，使法律案处于搁置状态。[17] 这一规定（《立法法》第37条）显然是从《立法法》第20条来的：列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在交付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应当说明理由，经主席团同意，并向大会报告，对该法律案的审议即行终止。二、对法律草案的决定提交权《立法法》第24条第2款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我国也有一些常委会组成人员对该条款表示过异议，经常委会审议的法律案，只经委员长会议同意即可终止审议，不严肃，建议改为经常委会同意或规定得更详细些。

[5] 宪法第70条第2款规定，各专门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研究、审议和拟订有关议案。笔者认为，既然《全国人大组织法》第25条规定委员长会议有权决定议案和质询案的审议程序，那么委员长会议有权决定法律草案的审议程序，就是可以成立的，从广义上说议案包括法律案，议案和法律草案有很大的相似性，可以归为同类，适用相同或相似的审议程序，因此可以从议案审议程序中类推出法律案的审议程序。张春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9-70页。（二）对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的议案和质询案，决定交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或者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

当然对于提案人是机关的，通常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如果该法律案是两个以上有提案权的机关联合提出的，要求撤回时，也需要协商一致，共同向常委会提出撤回要求。[10]而且更重要的是，与《全国人大组织法》第32条的规定相比，《立法法》第24、25条在赋予委员长会议法律草案提交权时显然扩大了委员长会议的职权，使委员长会议在对法律案的审议程序中，享有比审议一般议案时更大的否决权，而理由似乎并不充分。

[23] 《立法法》第4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二是交付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未获得通过的法律案，提案人重新提出的，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

笔者认为，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修改，拟订法律草案表决稿后，可以直接将该表决稿提请常委会全体会议表决，不必经过委员长会议提请这一中间环节——委员长会议如果不做审查，其提请就没有意义。笔者认为，法律案比一般议案具有更明显的重要性，因此在审议程序上二者应是相同的，甚至法律案的审议程序应当更严格，更需要常委会亲自把关而不应由委员长会议事先做更大幅度的筛选。由委员长会议提请的表述强调的是谁提请而不是提不提请，在此没有规定决定提请。[17] 即使委员长会议有撤回法律草案的同意权，也应明确在什么情况下同意或不同意，如果提案人说明了撤回理由，委员长会议认为其理由不充分，仍不同意，是否就不能撤回呢？委员长会议同意撤回，应向常务委员会报告，如果委员长会议不同意，是否就可以不向常务委员会报告呢？还是不论其同意还是不同意，都要向常务委员会报告？向常务委员会报告是备案性的（常委会只是知道即可）还是审查性的（常委会要审查）？向常务委员会报告对委员长会议的决定有没有约束、有多大约束？这些问题都应有更详尽的规定。张春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95页。[4] 由于《立法法》是在《全国人大组织法》实施了18年后制定的，因此《立法法》应包括了对18年实践经验的肯定和总结，但实践经验并不一定都符合宪法精神，立法者对此应该有所审查和分析，不能一味地迁就现实。

十、对重新提出的法律案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的决定权《立法法》第50条规定：交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未获得通过的法律案，如果提案人认为必须制定该法律，可以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重新提出，由主席团、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进而也可以看出，虽然英国宪政改革的基调是保守的，但并不是为了迎合人权保护的国际潮流而采取的一些流于形式的改革。

这也是弱型违宪审查这种设计的精髓之所在。[23]仅一纸权利宣言并不能保证公民真正享有宣言所列举的权利。

[69]相反，按照《人权法》第4条，不一致宣告对法律的效力不产生任何作用，议会可以采取任何措施回应法院的判决。其次，第6条到第9条规定，如果公权力机关的行为与公约不一致，那么该公权力机关的行为就是不合法的。

例如，在1979年至1990年期间，上议院阻挠了148件英国政府在下议院提出的法案。后者意味着任何机关（包括法院）均无权质疑议会的立法。议会根据不一致宣告修改后的法律一般也不具有溯及力。现为南开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29]制定权利法案也因此成为各政党争取民心的政治宣言。[3]时任英国内政大臣的杰克·斯特劳将《人权法》盛赞为这个国家三个世纪以来拥有的第一部权利法案。

月uman Right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03. [85]See R. （Animal Defenders International）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Culture，Media and Sport [2008] UKHL 15, at para. 53, per Baroness Hale; see also R. （Countryside Alliance） vAttorney General[2007] 3 W. L. R. 922, at para. 113, per Bar-oness Hale. [86] 参见注[3]，p. 187. [87]See H. Fenwick，同注[29]，p. 147. [88]有关违宪审查的这种分类标准，可参见图什内特教授的论文，同注[66]。第三，成立一个人权委员会，其职责是促进民主商议和支持人权的文化。

不一致宣告无法从法律上要求议会修改法律，也无法即时救济当事人的权利，这两点可能会促使英国法院做出一些具有创造性的法律解释以使权利即时得到救济。本文在为读者呈现了英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全貌后再来解释这个概念。

同时，法院又有权针对与公约权利相冲突的议会立法发布不一致宣告。弱型违宪审查和强型违宪审查的最大区别体现在对权利的救济效果上。议会立法不被法院推翻，议会主权才能不受影响，民主价值才能得到维护。在操作层面，似乎也没有必要通过司法机关来制约议会的立法权。

如果法院发布不一致宣告后，政府没有积极修改法律，很可能会导致英国公民直接向欧洲人权法院寻求救济。[40] 20世纪90年代初，英国全国公民自由理事会提出了一种民主护宪的权利保护模式。

如果英国政府继续保留与《欧洲人权公约》相抵触的法律，那么英国政府就是公然违反国际义务。[4]《人权法》的立法目的就是在国内法层面上进一步保障这些受国际公约保护的权利。

具体地说，原则上属于程序性保障的权利应该完全接受司法审查，此类权利就归为司法终局性的权利。[96]这就可能使得法院更热衷于根据《人权法》第3条的规定，通过解释的方式修改法律，从而即时救济当事人的权利。